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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尼紀錄片和實驗片的出現

綜觀早期的印尼電影,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大多是受到民間傳說的影響,例如Loetoeng Kasaroeng或Tengkorak Hidoep等電影即是為當地觀眾製作,並通常偏好展現蒙太奇的奇幻特質。在某種程度上,電影所產生的幻覺漸漸開始取代對於民間傳說的集體記憶。直到80年代初期,人們對於民間傳說類型電影的熱衷度持續增長。這當中多屬於恐怖片類型,並且使用了不可思議的蒙太奇手法,也大多可以在蘇珊娜.瑪莎.弗雷德里卡.範.奧施(Suzanna Martha Frederika van Osch)主演的電影中看見。這些實驗是不能脫離藝術學院的電影系所單獨來談。儘管印尼的動態影像是以劇情片為主,從1990年代起開始出現不同的影像類型,而這些影像的導演都是製作實驗電影出身。由Gotot Prakosa執導的《坎塔塔.塔克瓦(Kantata Takwa)》(1991)便是透過詩意的視覺化,將政治動盪、音樂和數位科技結合,該片雖於1991年完成,但直到2008年才得以公開放映。

戈托・普拉科薩(Gotot Prakosa)、亨托.達瑪萬(Henri Darmawan)、哈迪.普爾諾莫(Hadi Purnomo)等導演就曾經拍攝多部實驗電影,其電影的主題類型就非常接近中低階層的題材。這種認知是由LPKJ的講師D.A. Peransi所發展,他同時也引進電影理論和美學的新方法,並經常稱紀錄片為教育性文化電影[1]。此外,還有將紀錄片與傳統舞蹈結合的舞蹈家和導演Sardono W. Kusumo,他們都是從Sinema 8發跡。Sinema 8是1973年雅加達迷你電影節後開始使用8釐米攝影機拍攝短片的團體,其成員多來自於1971年開業的LPKJ(Lembaga Pendidikan Kesenian Jakarta,雅加達藝術學院前身)。8釐米相機的使用也代表著實驗電影的興起,因為相機從原本製作公司所有,轉變為個人持有。該運動的論述則聚焦在抵制業界以及其展示空間的權力鬥爭。

當時,電影經常被當作宣傳工具,從蘇加諾總統到蘇哈托統治的時代,都曾將電影作為宣傳工具。蘇哈托當時曾經設立專門的宣傳部門Departemen Penerangan(字面上的意思是「啟蒙部」,但實際上的功能等同資訊部)。普拉科薩認為,政府制定了兩種電影術語,分別是劇情片以及非敘事性電影。非敘事性電影,後來則演變為另類電影或非主流電影,其分類包含:短片、紀錄片、實驗片和動畫片[2]。由於攝影技術(如8釐米手持攝影機)越來越複雜和便捷,這種分類觸發了電影生態系統中的異常現象,而這種情況則引發不符合電影審查委員會標準的作品產生。1982年出現的短篇電影論壇(Forum Film Pendek)和1985年的北乾另類電影週(Pekan Sinema Alternatif)標誌著這一刻的到來,他們為動態影像開創商業電影以外的空間,並容納了新的審美探索概念。

當時的媒體政治受到嚴格的保護措施,所有影視製作都必須遵守新聞部的相關規定,而演員、女演員和劇組均須在國家電影組織註冊。電影業則是由政治與安全協調部管轄,也就是說,電影並非文化製品,而是政治產品[3]。因此,當時的審查制度十分嚴格,電影不可包含性、暴力、殖民主義、法西斯主義、帝國主義,或引起宗教、民族和種族情感的元素。資訊部更是政府的監控系統,用以監控媒體,以及透過電影和電視進行的一切宣傳傳播,當然這些媒體也都是由政府製作和贊助。此時,印尼的另類電影雖然無法被大眾觀賞,卻在國際影壇上大放異彩。

Devices Shifting, From Filmmaker to Artist
設備的移轉:從導演到藝術家
在另一個宇宙中,印尼的藝術創作媒材在80-90年代有了重大突破。除了受到政治動蕩的影響,也跟科技發展如Betamax錄影帶和影片剪輯軟體的普及有密切關聯。舉例來說,1987年GSRB(印尼新藝術運動)的展覽Pasaraya Dunia Fantasi,便展出電視上的商業廣告片段。印尼的第一部錄像作品是克里斯蒂娜.穆爾蒂(Krisna Murti)所作的錄像表演裝置《舞者阿貢萊一生中的十二小時》(12 Hours in the Life of Agung Rai, the Dancer)。同年,第九屆塞納.魯帕.雅加達雙年展(Biennale Seni Rupa Jakarta IX)則以行為藝術、裝置和錄像等多種媒介展示作品。跟西方一樣,動態影像被用來紀錄表演藝術家的作品,也經常用以評論大眾媒體的圖像和內容。這也可以在克里斯蒂娜.穆爾蒂(Krisna Murti)1999年的著作Video Publik中得到印證,該書回顧了他在錄像領域耕耘十載的歷程(1990-1999),以及他如何運用錄像藝術抵抗電視文化。由於關於印尼錄像作品的文字記載寥寥可數,這一本書就成了極有用的參考資料[4]。在接續的十年中,印尼的動態影像之旅便是在藝術家的手裡重拾熱忱。

2000年的時候,錄像藝術隨著1998年新秩序政權的瓦解獲得進一步的發展,因為此時,言論自由成了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。 隨著科技全球化的影響和數位影像格式的出現,越來越多藝術家使用這種媒材創作,並開始實驗聲音、動態/動力與互動等其他元素。 在此期間,也有許多藝術家團體主動建立自己的藝術基礎設施,這些通常是以出版的形式呈現,例如定期研究、座談成果、雙年展或藝術節、檔案、藝術家駐村、工作坊和社區賦權的相關成果(通常與非政府組織合作)。 這次的游擊行動,本應是國家的責任,也最終啟發政府於2003年成立教育和文化部的媒體藝術分局[5]。
Dissemination, Pop from Alternative Spaces in Several Cities
傳播,從城市裡的另類空間開始流行
2003年,來自雅加達的藝術行動團體ruangrupa發起了兩年舉行一次的活動「OK!錄像—雅加達錄像藝術節」(OK!Video—Jakarta Video Art Festival),並於2015年改為媒體藝術節。該活動起源於2001年開始的錄像研究和座談Rabu Video Klub(星期三錄像俱樂部)。除了展示當地和國際藝術家的錄像作品,「OK!錄像」也製作座談節目,並與國際間專注於錄像的團體談論錄像藝術。ruangrupa也嘗試將錄像作品依主題分類,並對應不同音樂,開創動態影像流行文化領域的新樂園。其他類似的公開展演還有2004年萬隆的Beyond Panopticon錄像展覽,這是Videolab在當地電器行舉辦的錄像藝術展。該展覽空間是向公眾開放的,這也代表著改革(後新秩序政權)時代開啟的自由表現[6]。此外,另有WAFT實驗室自2009年開始兩年舉辦一次的「錄像:WRK—泗水國際錄像藝術節」(Video:WRK—Surabaya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)。

日惹地區則出現了以VCD格式製作的印尼錄像作品集。Video Battle是由Wimo Ambala Bayang、Wok The Rock和Zulhan Sasmita於2004年發起,並針對科技進步以及透過正版和盜版VCD或DVD等媒體的知識傳播提出反思。每個版本會製作50張,也可以依買方的要求和興趣進行複製。這當中提交的錄像作品沒有特別企劃的主題,而且時間通常很短,但作品在視覺探索上必須有趣、新穎、新鮮、調皮、聰明並具有強烈的特色。此作品集的售價約莫落在10,000印尼盾到15,000印尼盾之間,迄今已出版11卷[7]。Lenteng論壇(2003年,雅加達)和Commonroom(2004年,萬隆)則積極執行研討會、錄像研究和檔案保存等工作。

Lenteng論壇更將民眾參與視為行動主義的一種形式,並在印尼的不同城市裡,運用錄像和教育賦權於民。同時,HONF(天然纖維之家,1999年成立於日惹)則開辦了以教育為基礎的跨領域新媒體實驗室,並於2007年發起日惹國際錄像作品節。

此外,「印尼錄像藝術十年彙編(2000-2010)」(10 Years of Indonesian Video Art(2000-2010)Compilation)收錄了印尼錄像藝術的相關評論,該書係由哈菲茲(Hafiz)策劃,並由魯昂魯帕(Ruangrupa)的錄像開發部門製作,呈現印尼十年以來,影像創作上的創意、願景和策略等方面的重大發展。它主要是從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中選出27部錄像作品,並探索其技術層面的應用,例如使用簡單的相機、表演、裝置、較複雜的剪輯、數位效果,以及長期的影像式研究,創造出特殊的動態張力8。2009年,KUNCI 文化研究中心也出版《 Videokronik:印尼的錄像行動主義和發行》(Videokronik:Video Activism and Video Distribution in Indonesia)一書,該書描繪並分析1998年後的十年間,錄像藝術如何作為社會變革和民主化的工具。這本書是KUNCI合作研究的成果,並檢視錄像行動主義的歷史,也描繪出當前的情況以及未來的可能性。

儘管千禧年的前幾十年,印尼的動態影像和錄像有顯著的進步,但事實上仍需擴大檔案保存工作的規模。國家或私人機構應積極參與這項工作,並致力於維護前衛動態影像史的重要作品和專案計畫。保存的形式可以是研究由重要作品引起的文化現象,而這些工作將可以彌補我們對於印尼動態影像知識傳遞上的匱乏[8]。

[1] Sumarno, Marselli (1997). D.A. Peransi & Film, Lembaga Studi Film, Jakarta.
[2] Prakosa, Gatot (2008). Film Pinggiran; Antologi Film Pendek, Film Eksperimental, dan Film Dokumenter, Yayasan Seni Visual Indonesia, Tangerang.
[3] Aartsen, Josscy (2011). Film world Indonesia: The rise after fall, M.A. Thesis in University of Utrecht.
[4] Juliastuti, Nuraini and Merdikaningtyas, Yuli Andari (2007). Folders: 10 years of documentation work by Cemeti Art Foundation, IVAA, Yogyakarta.
[5] Murti, Krisna (2011). Pameran Seni Video – Membajak TV, Komunitas Salihara, Jakarta.
[6] Ibid; no.5
[7] Ibid; no.4
[8] ruangrupa, (2011). OK.Video FLESH – 5th Jakarta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 catalogue.
[9] KUNCI Cultural Studies Center, (2009). Videokronik: Aktivisme Video dan Distribusi Video di Indonesia, Yogyakarta.